8-1 續言
近代的民族學調査報告有一重要的趨勢，就是增加了對個人生命史的記錄。這種趨勢很顯然是受到心理分析學者的影響，因此轉變傳統的對羣體的典趣，而着重於個人與羣體間的相互作用的研究。最典型的把生命史記錄列於民族學關査報告中重要地位的是Cora Du Bois 的The People of Alor （1944）。期後人類學家Thomas Gladwin 和心理分析學家S. B. Sarason合作的Truk: Man in Paradise （1953）一書，是更深入一步的代表作品。在此之前亦有不少單以記錄某一特殊土著人物生命史的專書出版，如Walter Dyk的Son of Old Man Hat: A Navaho Autobiography （1938）； C. S. Ford 編的Smoke from their Fires: The Life of a Kwakiutl Chief （1941）；L. W. Simmons 的Sun Chief: The Autobiography of a Hopi Indian （1942）。一九五〇年至一九六〇之間，亦有不少同類的研究報告出版，#並把研究的風氣推廣了。最近幾年來，更有從個人生命史的研究擴展到一個家庭「生命史」的研究，例如Oscar Lewis 的研究一個墨西哥家庭#；以及Edward Winter 的研究非洲Amba 族一男子及共二妻子的生命史均是。
生命史的記錄本身無疑地是很有興趣的材料，但是問題却在乎如何應用之以及如何解釋這些材料所代表的意義。有些民族學者只把個人生命史當作材料記錄下來，不加任何解擇通，不加以運用。#但是大部份受過心理分析訓練的人類學家，不僅僅利用其材料以解擇那個個人所代表的文化，同時也經常與投射測驗（projective tests）所得的材料配合應用，以暸解共人格形成的過程以及共看法和想法。個人生命史的材料被運用作心理的解釋固然是一項有效的嘗試，但是重要的問題卻存在於這些材料的信度與效度。例如選擇作為個人生命史記錄的對象應該是該社會中的那種人（我們自然不適能記錄全部個人的生命史），應該是特殊地位的人？或是普通人？應該是社會中適應完美的人？或是不甚適應的？這與統計學上的抽樣問題（sampling）並不盡同。又如在記錄材料時能使報導人做到自由聯想（free association）的程度如何，記錄者對報導人所作的啟示的程度如何。在編纂材料時也有很多問題，因為報導人的報導常不按照年代序，編纂者所做的編纂程度如何，是否會失去原有的價值等等。又如對報導人“說謊”的記錄應如何應用解釋，都是直接間接影響材料信度及效度的因素。對這類的問題，有些學者頗對個人生命史所能供給的有效資料表示懷疑，Jules Henry在評介Du Bois的The People of Alor即持此種態度#。近年來人類學家與心理學家共同討論這類的問題，並立下若干標準作為記錄、分析及運用個人生命史之依據，也就使問題的困擾逐漸解決。其中最重要的有H. Blumer對The Polish Peasant一書的評介#，Allport#，Kluckhohn#等人的著作均對這一問題有貢獻。
本章裏我們共記錄了八個南澳泰雅人的生命史，記錄的時間是在民國五十年夏，其後又曾數次前往田野，補充了若干材料。在八個報導人中以性別分有五位男性、三位女性；以年齡分，在五位男性報導人中，有三位是老年人，年齡都在七十歲左右，兩位是中年人。在三位女性中，有一位是三十歲以下的少婦，一位是六十歲左右的老婦人，一位則超過七十歲的了；以地位分，一位男性曾經擔任過頭目，一位女性是相當受人尊敬的巫醫，有一位是較不重與的巫醫，其他的則都是普通的村民。
第一篇是記一位年輕的家庭主婦，她是二個小孩的母親，同她的丈夫以及丈夫的弟弟、弟婦住在一起。她是一個典型的泰雅少婦，健談、好客、爽直而樂觀。她有一個安樂的家庭，四個成年人共同耕作，所收穫的自然可以使一家人得到溫飽，所以一家人都過得很愉快，這個家庭在南澳村中可算是富有的家庭了。
第二篇記一位老頭目的一生。這位老頭目已七十多歲了，身材瘦削，健康很差，眼力不濟，牙齒也都脫落了，走路時全要借重於拐杖，但是頭腦仍甚清楚，對他自己生仍能談述很多很廣；談話時或多或少仍帶有一絲頭目的傲氣和自豪。這位老頭目有的一二個兒子，一位住在武塔村，一位住在南澳村，所以他經常來住於武塔與南澳之間，輪流與他的兩兒子的家人同住。兩個兒子的家庭情况都還不錯，所以老頭目晚年的生活也很平靜，在他的談話中雖懷念過去，但對目前還算滿足。
第三篇記的是南澳村那個有名的巫醫。她有一個很可自豪的家庭；她的父親、哥哥和弟弟都曾是南澳群泰雅人有名的頭目，而她自己則是南澳村最受人尊重的巫醫。因為出自特殊的家庭，所以她有點傲氣，而實際上也有她自傲的原因，因為她頭腦冷靜而有條理，很有判斷力，對每件事都有一套自己的解釋。在調查中假如她拒絕報導什麼事，我們就沒有辦法可以使她多說一句，一直要等到她自願告訴你時，她就會一連串地，不必經過提示或詢問，把她的生平有秩序地說出來，這是一個最特別的報導人。她目前和她的次子及兒媳、孫兒住在一起，生活還算過得去。
第四篇記的是另一個七十多歲的老年人。這是一個最健談的老人，甚至可以說是一個有表達慾的人，他報導的平生最豐富，但担造的事也不少，根據另一報導人的報導，這老人在年青時曾偷過東西，被日本警察罰去遊街，他自己則很想掩蓋此事。這是一個突出的報導人。他現在和他的兒子、媳婦以及許多孫子住在一起，經濟生活尚可。
第五篇是記一個中年的農夫。這是一個勤樸而寡言的人，他的健康一直不很正常，心境也不開朗，常常抱怨自己沒有生男孩子可以幫忙家中的耕作。他在報導時談得很慢，但說得很仔細，所以我們在記錄他的生命史時，一共費了四天的工夫。他的經歷是屬於較大多數泰雅人所經歷的。這位報導人在我們最後一次在南澳工作之前就因病去世了。
第六篇記的也是一個中年人的生平。這是一個身體康健，誠實勤謹的農人，他與他的二個結過婚的兒子住在一起，再加上十多個孫兒，所以一家人口非常多，但由於能耕作的人有五六個，生活也就維持得很好。這位報導人在報導他的生平時很仔細，也很合作，但是因為他不是一個善於言詞的人，所以他的報灰ㄈ也就相當固定在一範圍內，很少談到題外的事。
第七篇是一個六十多歲老婦人的生命史記錄。這是一個愉快而健談的老人，性情恢諧而好客，所以她為我們報導的事情最多，也最樂意於我們解決生活上的問題。她與她的女兒女婿同住在一起，另有一長子所生的孫女也和她同住；她的身體很健康，工作也很勤勞，對待下輩的兒孫很親切，表露出豐富的感情。她從前是一個巫醫，但“操業” 似不很成功，所以早就放棄為人治病的事了。
第八篇生命史記的是另一個七十多歲的老年人；他是一個身材很高的人，目前健康的情形很壞，一天到晚都躺在床上，同時他的記憶力也不好，所以能為我們報導的很有限，費了很長的時間的詢問，才勉強把他的生命史整理成篇。他與女兒女婿同住，經濟的情形不很好。
我們在選擇報導人時大致是隨機的，從上述報導人的情况而言，可說尚能代表泰雅族人的一般。在特殊地位的人一方面，我們記了一個頭目和二個巫醫；在普通地位的人方面，我們記的有老年人，有中年人，只是年青人較少一點；在普通村民中，有一個人也可看作是未完好適應的人，可以作為與其他較好適應的人的對比。我們在記錄時，常常要作提示，因為泰雅人不是一個很善談的民族；又由於翻譯人程度並不很好，所以提出問題要比自由聯想的情形多，這是應該特別聲明的。在整理材料時，我們注意於保持原型，但在年代次序的安排上，則稍加整理，以求得閱讀時的清楚。報導人在報導時有很多捏造或不實的事，即使是很明顯的，我們也加以記錄下來，因為在解釋材料時，不實的事也可代表報導人當時的心理狀態，也可說是他當時的特殊態度。
如前所述，解釋或應用生命史的材料，一般與投射測驗配合而行。我們這次的調查未做任何投射測驗，所以並未能配合之作測驗個人心理狀態的工作，但我們仍然想利用這八個生命史的資料，對南澳泰雅人的文化和人格作一番初步的分析，附之於本章的最後。下面各節便是這八篇個人生命史的記錄。